各种艺术作品都是通过艺术形象表现一定的构思内容来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感受、审美理想,并且通过艺术形象来感染和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与审美能力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也就是进行审美认识和审美创造的那种特殊的方式。但是,美术作品的艺术形象和文学形象、音乐形象等又有不同的特点,它是一种鲜明、具体、生动的视觉艺术形象,美术形象在空间上有着确定的(平面的、立体的、组合的)静态存在形式,是完全直观、明晰的,可以直接为欣赏者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心理所把握的艺术形象。
美术形象,既是指作品中某一个别的艺术形象,又是指各个艺术形象所构成的整体艺术形象。前者如《教皇英诺森十世像》中的教皇形象,后者如素描作品《血衣》那样,画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命运和经历,画家通过丰富多彩、各有个性的形象,创造出具有史诗般宏壮场景的整体形象,用来揭示土地改革这一社会巨变的深刻内涵。又如中国画《玉兰黄鹂》,作者运用玉兰、黄鹂和蓝天的完美配合,并赋予它们特有的典雅、华贵的形式美感,从而创造出一种生机蓬勃、春光明媚的动人的艺术形象。
美术创作的源泉是现实生活,美术形象自然也大多是现实生活的形象的反映。然而,美术形象并不等同于客观世界存在的一切自然物象,它是经过美术家对现实生活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乃至改造等艺术加工,融入作者对事物的认识和审美评价,注入美术家的思想感情,按照自己的和时代的审美理想创造出来的。中国古代美术刻画人物,运用以形写神的手法而使形象形神兼备、生动感人,如《山东长清灵岩寺罗汉像》就体现出作者的这种精诣匠心。进而,中国画家又深入追求表现气韵,它既是对审美对象本质美的把握,又是美术家思想感情与创作心态的显示和升华,情缘景而发,景以情而活,并借助富有感情色彩的艺术语言,结构出形与神、情与理、物与我高度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像石涛的《翠壁长松图》不仅生动表现出庐山地区云雾迷漫的自然景观,而且在笔墨、意境中流露出浓郁的感情色彩,就是一幅气韵生动的山水画。因此,美术创作是对现实生活的能动的反映,它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因而不同于生活原型的“第二自然”。总起来说,美术形象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而创造出的成果,各种美术形象,不仅以审美功能为主的绘画和雕塑形象,还包括具有审美和实用双重功能的工艺美术与建筑艺术形象,都是美术家的审美认识和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审美创造的结果,都是人类意识和精神创造的产物。
美术形象的创造,还要求通过个别的具体感性形式来体现出生活的本质和普遍真理,达到个性和共性相统一。例如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像》不仅容貌和神态酷似教皇本人,而且表现出教会最高统治者威严、高傲的外表和冷酷、贪婪的内心,因而达到了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铜版画《磨镰刀》的作者,只是通过老农妇磨刀的局部细节,就强烈表现出德国农民的仇恨与忿怒心情,从而揭示出起义斗争的根源与动力。
恩格斯曾经说过:“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以,创造艺术典型是艺术形象的本质性特征。所谓艺术典型,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以鲜明生动的个性表现生活本质与普遍性的艺术形象。不过,由于美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现实非常广泛,所以在美术中,艺术典型的意义更为广泛,不仅人物画、肖像画、历史画中有,山水画、花鸟画、风景和静物等作品中也有。例如中国画《溪山行旅图》所表现的就是高度概括的秦陇以至中国北方山峰峻挺浑厚、雄伟壮观的共性而创造出的成功的山水画中的典型形象。
从美术创作方法的角度来了解美术形象,我们会发现,有的美术家强调反映客观现实的真实性,其创造的美术形象偏重于写实,可以叫作再现性的形象,库尔贝的《筛谷的妇女》就属于这一类的作品。而有一些美术家则更强调反映主观世界的真实性,所创造的美术形象偏重于内心感情、情绪的发泄和主观意念的表现而不拘泥于视觉特征的如实描绘,可以叫作表现性的形象,蒙克的《呐喊》就属于这一类作品。然而,主观和客观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所以,在美术创作中,再现与表现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例如同是反映与战争题材有关的作品,具有再现特色的《流民图》,也表现出作者主观上对日军侵华战争的控诉与批判态度。而属于表现性作品的《格尔尼卡》,固然表现了画家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罪行的强烈忿慨,然而他的创作构思仍然是由德军对这座文化名城所进行的毁灭性轰炸这一客观事件所引起的。因此,许多美术形象都是再现与表现相结合、相统一的形象。
从美术创作的艺术手法的角度来了解美术形象,我们还可以把它区分为具象性形象、意象性形象和抽象性形象等三种。其中,具象性形象注重于对象视觉特征的具体而精确的再现,如霍达的《静物》的表现形式。意象性的形象是作者依靠直觉、想象乃至幻觉等所构成的表象而创作的,如夏加尔的《我和我的故乡》,着重表现的是形象的某种寓意,其形象往往具有虚幻和不合生活实际与思维逻辑的特点。美术中的抽象是指视觉形态的抽象,它只是对自然对象的外观进行程度不等的省略与舍弃。在抽象形象中,有的并没有完全脱离自然对象,只是从其中抽取出某种适合的表现模式,如克利的《奔流》就属于这一类。另一类则是完全舍弃物象,去进行纯粹的形式构成,如完全受作者主观情绪支配任意挥洒而成的波洛克的《魔鬼》就是这一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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