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为什么?
弗:是那个地方的规则、或者法律吧,认为青年人看了电影也许会堕落。当时的瑞士几乎没有外国人。国内全部都是瑞士人,人人奋起坚守国土与习惯,不使之受污染或损坏。此外像加缪这样的作家写的东西对我影响很大,我最初读他的书是在1940年离开瑞士的时候。1946、1947年,加利努、萨特他们的书,也对我很有影响。特别是加缪,他的书,我至今还在反复看。他写的东西非常容易理解,这个人可以用最简朴的语言来讲述非常深刻的思想。我虽然受他的影响很大,但因为我是一个视觉人,所以没有想要模仿他。我也不可能像加缪这样来写。在自己从事的工作之外又从另外的事物接受影响是一件好事,这与我从柯特兹、卡蒂-布列松、沃克·埃文斯那里受的影响不同,当然我从他们那里受过一些影响,但由于自己无法控制,总之,没有到“想受卡蒂-布列松的影响、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这种地步,这样才能拍照片。不过更强的影响是从书本上来的。
贾:那么从视觉那方面没受过什么影响吗?画家什么的?
弗:从抽象画家那里受过影响。更多的倒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与以前的传统脱离,感到非常富于魅力,与跨掉派一样的东西。
贾:这是你来纽约之后的事吧?
弗:是的。与他们认识之后。
贾:当时的作家也过着非常边缘人的生活呢,垮掉派的那些作家们。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在1958年4月,你与克鲁亚克一起到弗罗里达去。
弗:我们从《生活》画报拿了些钱一起出发,带上他的母亲与她养的五匹猫,一直把她送到家。我拍照片,他写东西。《生活》画报出钱,他们不喜欢摄影,说我的照片看上去像俄罗斯,结果照片没有登出来。常青出版社出版了这些照片。他写了这次旅行,以他的风格。
贾:跟他一起开车去的吧?
弗:他没有开车。就睡在汽车的后面。坐起来后就这么说:“好,到那边去,我坐到前面来了”、“做了梦了”,因为他每天一定要做梦。他是个非常沉稳的人,根本没有小心眼。真是非常的正直,是个好人。
我受过克鲁亚克的影响。人们经常说我是垮掉派,这完全搞错了。因为立场不同。我负有现实的、重大的责任,有家庭、有两个孩子,没有去追随垮掉派式的生活方式。他们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他们支持完全的自由,我是这么认识他们的。而我却不拥有他们所有的自由。但是与他们相识让我得救了,特别是克鲁亚克,此外恐怕还有金斯伯格,我很喜欢他的诗《卡第绪》。我来自另外的文化、来自欧洲,熟悉美国花了我很长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即使是棒球规则也花了很长时间。我不断地看书,托马斯·沃尔夫、舍伍德·安德逊等人的书。在这个国家拥有影响力的人是迪伦。我受过迪伦的影响。我认为他的诗、歌都很棒。他是一个明白人,他能够传达这个国家的事情,他能够叙说这个时代、他的时代的种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