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可就是不想告诉你时间。
弗:是的。我感到了害怕。
贾:回顾过去你觉得无聊吗?
弗:自己想要的东西肯定会到手的。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里边有某种——虽然不是公平,但我想这就是人生。
贾:但也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也付出了代价。
弗:而且在付出之后还不能生气。回顾过去,“哎呀,我牺牲了这么多,代价太大了”,这样的话还说不出。只是埋头前进,不回头。
贾:你的作品里有许多个人化的东西。你的作品是不能与你的生活、或者说你的人生的个人事件分割开来考虑的。在你拍摄的电影《最后的晚餐》中,虽然表演成份相当多,但即使是那样的作品,个人化的东西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弗:我想,个人化、让个人的东西露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事。人家总认为个人的事情就等于真实。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贾:如果是个人的东西,反而风险更大。因为在看自己的作品时,要与出现在作品中的一部分自己相对,它要反过来看这边的。这比光是造一个故事要难多了。
弗:啊,那是很可怕的大事情。因为这是变换。人家问我:“为什么你做这种个人化的东西?”最简单的回答是“因为我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的。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做过的、体验过的事情,就明白要怎么样来说它。我就这样看着这个人,这么回答:这是我的反应。我这么说着我就走了。但是如果拍成电影,对我来说,这就不像是事实了。没有现成的例子。这……,在《最后的晚餐》中的儿子的说话方式——如果想到帕勃罗(译注:弗兰克的儿子,患有精神病,已于近年去世)就非常难过——那是我想说的话,或者说是我对于发生在帕勃罗身上的事的感受,而电影中儿子成了我的代言人。也就是说,对真实作了编辑变形了,这就不成其为真实了。我认为在照片那里有时真实还会在的,《美国人》就是因为那些照片看上去很真实,看上去拍摄下了那个时代,所以才能够这么长久地留存下来。的的确确这是那个饭店、睡在地板上的婴儿确实在那里,就是这个样子。那本书能留下来就是这个原因,它有某种符合真实的东西。
贾:在你年轻时,有没有让你受到过启示的艺术家?在苏黎士的时候,受过达达主义者的影响吗?
弗:没有。基本上是作家,法国的作家与法国的电影对我的影响,都是战争期间可以看到的老电影。战争时期我是17或18岁,那个时候可以看的电影,也有美国电影。比如说沃拉斯·比里的电影,我喜欢他。在瑞士进电影院是一件大事情。不到18岁,是不能去看电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