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鸿基诞辰100周年 博鳌之子影响力

卢鸿基诞辰100周年 博鳌之子影响力

 

　　琼海市博鳌镇排园村，走出了艺术大师卢鸿基。他集雕塑家、画家、诗人、教育家、艺术理论家于一身，对版画、粉画深有研究，还做了不少翻译工作，留下遗稿约四十万字、诗词二百余首。在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院）评定的现代美术名师中，卢鸿基名列其中。

　　今年恰逢卢鸿基先生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曾吟咏“椰子槟榔别有姿，胜过江南杨柳枝”的海南之子。

　　神奇秀美的万泉河与碧波浩瀚的南海交汇处，有一座世界知名的“天堂小镇”―――博鳌。

　　在博鳌镇排园村，曾走出了一位让海南人倍感荣耀的艺术大师卢鸿基。他集雕塑家、画家、诗人、教育家、艺术理论家于一身，对版画、粉画深有研究。此外，他还做了不少翻译工作，留下遗稿约四十万字、诗词二百余首、粉画三百多幅，大连苏军烈士纪念碑是他在雕塑方面享有盛誉的力作。

　　坠地初闻海啸声

　　在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院）评定的现代美术名师中，卢鸿基名列其中。

　　1910年7月的一天，琼海博鳌镇排园村的卢家，又添了一个男丁，家中为其取名鸿基，字圣时。

　　卢鸿基的女儿卢叶子告诉记者，“父亲是卢家第7个孩子，在男孩中排行第三，乡邻后多称其为‘三公’。”

　　卢家长年经营盐贸生意，在琼海购置有良田近百亩，铺面房数间，盐田10多亩，家底较为殷实。

　　卢鸿基孩童时代，经常在博鳌的海滩上嬉戏，碧蓝色的大海，熏陶了他酷爱艺术的童心。变幻莫测的海浪，孕育了他激情澎湃的情感。纯朴的民风，陶冶了他善良的性情。这些，都影响着他一生的艺术事业。

　　蒙童时期，卢鸿基进入东山小学学习。教师中既有前清的老监生，又有民国的新学生。卢鸿基的父亲特别重视子女教育，他不光出资办学，还给学校订了许多报刊，如《申报》等，使学生不仅学习传统知识，还能接受先进思想。

　　卢叶子说，“父亲15岁时，离家到琼山府城琼海中学（今海中）学习。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的文艺作品。”

　　作业翻成石膏留校保存

　　1927年春，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海南的反动势力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父亲选择到上海求学，进入了私立上海人文艺术大学西洋画系，师从关良先生。”卢叶子告诉记者，在沪学习期间，卢鸿基开始阅读研究鲁迅和冯雪峰等人翻译的文艺著作。

　　1930年春，卢鸿基转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他曾去中华艺术大学聆听鲁迅作关于《绘画杂论》的演讲，深受影响。当年秋天，卢鸿基考进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不久，加入了进步美术社团“一八艺社”。

　　卢叶子回忆，“父亲曾以‘卓群弟’为笔名，撰写《鲁迅先生谈绘画》一文，发表在杭州《之江日报》的文艺周刊。作为一八艺社的社员，父亲走上了进步的美术道路，他研究进步的文艺理论，创作上也极力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

　　之后，卢鸿基的油画《西冷印社》两幅作品参加了上海举办的“一八艺社”习作展览。这个展览得到了鲁迅的热情鼓励和高度评价。

　　在杭州学习期间，因为崇尚苏联的新写实主义艺术理念，卢鸿基向学校申请，由绘画系转到雕塑系学习。他的老师，便是雕塑大师刘开渠先生。

　　因成绩突出，卢鸿基深得刘开渠的赏识，他的雕塑作品也经常被翻成石膏复制品留在学校。卢鸿基的外孙卢家荪回忆外祖父读书时的成绩，赞叹不已，“鸿基公所在学校有规定，雕塑系作业优秀的同学，可以将作业翻成石膏复制品留在学校，良好者还可以拍照存档。鸿基公的作品多有被存档保留的。”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卢鸿基极为悲痛，他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刊登在《杭报》的副刊。

　　卢叶子说，“父亲对鲁迅先生极为敬重，他不顾禁忌公开在教室里做起了鲁迅的浮雕像。他甚至还准备做一个完整的鲁迅像。为此，专门和周建人联系，并得到周的积极支持并寄赠鲁迅的两张照片。”

　　卢鸿基敬重鲁迅先生，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时常会记得鲁迅先生所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他有多篇撰写研究鲁迅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文章，《纪念鲁迅先生的一点感想―――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鲁迅在美术上的现实主义观点略谈》、《关于鲁迅》等。

　　撤退路上的“警报袋”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卢鸿基随杭州艺专迁往长沙。

　　卢叶子说，“在湖南，父亲和罗工柳等人经常去听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抗日演讲，有徐特立、茅盾、田汉等。尤其是徐特立，他当时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不但积极鼓励父亲等人抗日举动，还热情欢迎这些年轻人去延安工作，这无疑坚定了父亲投身抗日洪流的决心。”

　　卢家荪告诉记者，“因为计划出名为‘五月’的诗歌刊物，鸿基公拜会作家茅盾。茅盾非常喜欢鸿基公的木刻，不久，鸿基公的作品在《抗战日报》上发表。从此，他便与茅盾建立了联系。”

　　从湖南到武汉，卢鸿基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第三厅第六处（艺术宣传处）少将处长的田汉。在田汉直接安排下，卢鸿基出任了六处第三科（美术科）上尉研究员，和罗工柳一起负责木刻方面的工作。

　　卢鸿基和他的同事们，先成立了“武汉木刻人联谊会”，向全国木刻家发出公开信，提议建立全国性木刻组织。随后，“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并举办了《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展出作品两百多幅。

　　因武汉会战失利，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卢鸿基跟随三厅第一批人员，先期撤到湖南衡山，因轻装简行，为躲敌机空袭，每个人都要带一个时刻不离身的包袱，时称“警报袋”。

　　卢叶子说，“当时，父亲的‘警报袋’装的不是个人的贵重细软，而是《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的全部作品。撤退途中，他和同事丁正献为保全这些作品的安全，不走大道，专走小路，决心人亡袋存。”

　　一路上，为尽量发挥木刻的宣传作用，沿途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将作品公开展出。三厅在桂林整编，卢鸿基被安排乘坐郭沫若的专车去重庆。临行前，他将木刻展览的作品交给留在桂林的木刻家布置展出，但当天日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到展厅，全部作品无一幸存。

　　卢鸿基拼命工作，成绩卓著。1941年，中华全国美术协会主办元旦美展，他的作品《战时文化人》（雕塑）被评为十件优秀作品之一。木刻作品《朗诵诗》、《母与子》、《故乡消息》等，被介绍到苏、美、英、法等国。

　　由于操劳过度，加上“皖南事变”后心情激愤，卢鸿基肺病发作，卧床不起。

　　1945年，国内政治空气愈发恶劣，在郭沫若、冯乃超组织发动下，重庆文化界发表对时局的进言，躺在病床上的卢鸿基也愤然在进言上签名，这个文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次日，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即被解散。

　　卢家荪说，“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鸿基公也随之失业，当时生活疗养全靠党、文艺界及亲友们支持。尤其令鸿基公难以忘怀的，就是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怀。1940年，鸿基公在重庆郭沫若家中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对鸿基公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心。”

　　曾计划为海南雕塑纪念碑

　　1946年6月，卢鸿基遵照周恩来的建议和资助，潜回海口养病。尽管病魔缠身，但作为一名文艺战士，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回到故乡后，卢鸿基病情一有好转，就在海口举办个人美术作品展览，结交了不少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

　　卢叶子说，“应朋友邀请，父亲还在当地的《和平日报》主编‘椰风’文艺副刊。通过该刊，他撰写和编发了许多抨击时政的诗文，以致遭到通缉。”

　　海南解放后，卢鸿基先后当选和出任海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海南区各界人民会议代表、海南军政委员会建碑委员。

　　卢鸿基担任海南军政委员会建碑委员，负责修建海口和榆林两地的解放纪念碑。

　　当时，海南除卢鸿基外，还有一批水平不低的美术人才，卢家荪告诉记者，“如留学法国的符拔雄、杨炎以及在国立杭州艺专学建筑图案的李传昌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吴乾鹏，是国立北平艺专最早的毕业生，他在琼崖纵队担任宣传部长时就做过雕塑。此外，琼纵的副司令马白山，以及琼纵的副政委、后来任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黄康，都是鸿基公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他们了解他，信任他，因此，对纪念碑的工作很支持。”

　　据卢家荪介绍，当时卢鸿基将纪念碑的设计草稿都做好了，但因种种原因，该项工作最终没有做完，卢鸿基一直觉得很遗憾。（下转B6版）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海南 文化背影百年本版图片由卢家荪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