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政治学, Story 2

　　虽然萨迪奇在中文版序言里提到他1992年对北京的访问，不过，他并没有对中国的建筑与权力关系作出论述。记得基辛格在回忆录里提到过人民大会堂，他的评价仿佛是“庞大而丑陋”，那是否是因为他第一次来华访问时在这里感受到某种羞辱?假如有适合的作者写一下社会主义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或许也会是一本很精彩的书。多年前访问柏林，那时柏林墙刚拆除不久，东柏林作为东德首都的格局还没有变化，那里的中心广场的格局也是一边是大会堂，另一边相对的是博物馆，上首是领导人的检阅台，跟我们这里的格局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前面我们提到托克维尔，他主要讨论的是民主制度下的建筑风格，但是如果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民主与专制两种对立体制下的的建筑风格却有着类似之处，那就是国家政治建筑的宏大和一般民众住宅的渺小一样形成巨大的反差。如果说民主体制下这个结果来自民众对于国家伟大的想象的话，那么专制体制下则来自于统治者把建筑作为震慑子民及外人的权力修辞术。此外，如果专制不仅建立在政治的集权上，而且也建立在财富的高度集中上，那么就会对小民百姓的居室风格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此话怎讲?无论怎样的房子，都要建在土地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土地的权利安排对人们的建房心理和结果影响至大。如果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人们就会存长远之心，倾尽全力修造坚实华丽、垂之久远的屋宇。相反，如果土地权利设定短暂，朝不虑夕，甚至压根儿没有私人的土地所有权，那么私人就不可能用心费力建设美轮美奂的豪宅，反而只是追求眼前的享乐。孟子那句话我们都耳熟能详：“无恒产者无恒心”，与其他生活必需品相比，如果土地权利能够变成真正的恒产，建于其上的房子就会“恒产化”，它不止惠及一代，而且庇荫子孙后代。但是，如果人们没有长远之想，住宅能够遮风避雨就得过且过了。这是建筑的政治学的另一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