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12年以来的书法篆刻。清代末年,由于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存世的古代书迹,包括近世出土的殷墟的甲骨、齐鲁的封泥、西域的简牍、河洛的墓志以及帛书、纸卷等,大量影印,流传甚广,加上各种形式展览会的盛行,特别是辛亥革命后故宫的开放,私人和内府珍藏的书迹名品公开陈列,使当时学者能见前人所未见,知前人所未知,学风丕变,仿秦汉、宗魏晋成为一时风尚。并开始出现南帖北碑自然融合,篆、隶、草、楷四体并用的新趋势。
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书法家以康有为、郑孝胥、沈曾植、吴昌硕等人最为著名。康有为的书法初临《乐毅论》以及欧阳询、赵孟□,后改习六朝碑版,晚年则“欲孕南帖、胎北碑,熔汉隶、陶钟鼎,合一炉而冶之”。他的楷书,尤其是擘窠大字,纵极瑰伟,在曲铺横宕的书势中融合圆直狭长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行法;行、草参合篆、隶笔法,显得苍古质朴,奇宕纵横。所著《广艺舟双楫》,抑唐尊魏,倡导碑学,影响很大。郑孝胥也是一位以帖入碑,由唐宋而上溯六朝的书法家。他的楷书,坚挺清刚,于冲夷处寓有激荡的气调,由此一矫清末以来赵之谦、陶□宣飘泛、板滞的习气。同时,他的篆、隶书,矫健飞动,也能自标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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