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是各种书体交相发展的时期。这时,隶书已走东汉末年程式化的末路,楷书趋向成熟,草书经章草阶段发展成今草,行书在隶楷递变过程中从产生经过发展到成熟,涌现出了众多著名书法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
魏、西晋书法 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著名的碑刻有:《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孔羡碑》、《黄初残碑》、《范式碑》(见彩图《范式碑》(部分三国•魏))、《王基残碑》、《三体石经》等。《上尊号碑》和《受禅表碑》均为曹丕称帝而立,是典型的官方隶书,书体方正、气度庄严,以表示碑文的尊严;碑刻笔画都是方棱的尖角,由于过分强调波挑的装饰效果,因而矫揉造作,很少有生趣。其中少数如《黄初残碑》,风格比较端庄秀丽。除庄严的碑碣外,有一些是随意书写和镌刻的碑石,如《鲍寄神坐》、《鲍捐神坐》、《李苞开通阁道题名》等,风格类似简牍书法,有自然潇洒的意趣。正始时(240~249)所立的《三体石经》,每字书写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北魏江式《论书表》认为是邯郸淳所书,这时期南方孙吴的碑刻和魏刻不同,著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天发神谶碑》笔意在篆、隶之间,结体以圆驭方,势险局宽,下笔处如斩截,气势雄伟奇恣,是面貌独特的书法作品。(见彩图《天发神谶碑》(部分三国•吴))。《谷朗碑》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笔画已去波挑,但楷书的笔法尚未成熟。《禅国山碑》为篆书,笔法浑厚,结法与隶法有相通处,也是很有特色的篆书。
《受禅表碑》(三国魏),《曹真碑》(三国魏) 西晋因禁止立碑,流传丰碑巨碣较少,著名碑刻《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枳杨阳神道阙》、《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等,都是工整的隶书。《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因出土较晚,字画清晰如新刻,可看到当时隶书的用笔面貌。
西晋禁止立碑,墓志因此逐渐兴起,和南北朝的墓志不同,它实际是放在墓中的小型墓碑。西晋墓志著名的有《晋管洛墓志》、《成晃碑》、《贾充妻郭槐柩铭》、《左□墓志》、《荀岳及妻刘简训墓志》、《王浚妻华芳墓志》、《石□墓志》、《石定墓志》等,其书风和晋碑刻都是强调方棱挑法的隶书,其中《王浚妻华芳墓志》气势雄浑较有特色。隶书到东汉,已臻登峰造极阶段。此后碑刻隶书过分追求波挑的装饰性,变潇洒自然的挑脚为棱角整齐的挑法,波势趋向方直,起笔强调方截,千篇一律,因此精美多姿的汉隶走向末路。这种定型化的隶书到魏、晋,更是江河日下,另一方面简约省便的楷书兴起,这样楷书取代隶书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三国、两晋时期留存到今天的墨迹大都是写经、简牍和残纸。流传有绪的书法家墨迹,是西晋陆机写的《平复帖》。《平复帖》的字体属于章草,它和出土的汉晋简牍章草很相似,虽然纸质疲敝,字有伤缺,但仍能看见用笔的挺健和朴拙的风格(见彩图《平复帖》(东晋))。西晋著名的写本有新疆出土的两种《三国志》写本残卷,书法在隶楷之间,捺笔滞重,有朴拙的风格。此外如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残卷,书写风格和《三国志》残卷相似。新疆罗布泊古楼兰遗址曾发现一批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罗布泊出土的木简中,年号最早为魏景元四年(263),最晚为建兴十八年(330);木简有楷书、草书、章草、行书等,是研究魏晋书法的重要资料。
《三国志》写本残卷(西晋) 魏晋著名的书法家有卫岘、锺繇、胡昭、韦诞、皇象、苏建、卫□、索靖、卫恒、陆机等。他们的作品有的有刻帖流传,锺繇有《荐季直表》、《贺捷表》、《墓田丙舍帖》、《力命表》、《宣示表》等,这些作品有的刻成单帖,有的收集在丛帖中。皇象有《急就章》,流传有松江刻本和其他刻本。索靖的《月仪帖》、《载妖帖》、《七月帖》,卫□有《顿首州民帖》等。宋代《淳化阁帖》、《大观帖》都收有魏晋书法家的作品。